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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遇上”金宇澄:再写一张地图,让上海更清晰

凤凰网文化2019-05-13 11:37:51

2012年,长篇小说《繁花》横空出世,累积30年的金宇澄一朝名满天下。这部接续沪语写作传统并描绘市井上海图景的作品,必将被写入未来的文学史,而金宇澄的名字也注定和上海紧紧地连在一起。


2017年,金宇澄出版了最新的非虚构作品《回望》,记录下其父亲母亲的尘封往事以及曾经那个大时代的风雨阴晴,这一次的上海褪去许多日常的琐碎烟火,呈现出了在家国震荡中翻覆沧桑的另一面。2月18日,久居上海而极少往来北京的金宇澄,带着这部《回望》作客凤凰网读书会,分享文字背后的“记忆与印象”。而为之助阵的则是也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却长期深居简出、不见世人的北京作家阿城。当这两个名字同时出现在一张海报上时,足以令同期的北京文化活动顿时失色,自然也吸引了庞大的读者群体,活动当日许多观众甚至是一大早从外地专程赶来的。


阿城(右)、金宇澄(中)、顾文豪



中国式叙事与自然主义


金宇澄说,《回望》是一本进展很慢的书,因为材料比较少,很多东西完全是空白,同时所掌握的材料里的画面与人物又常常打动自己。


曾为中共“上海谍报团”特工人员的金若望,最初像那个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追随理想汇入左翼革命的洪流之中,并为此身陷过敌我斗争的囹圄。1952年,已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干部的金若望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取名“舒舒”,后根据毛泽东诗句“玉宇澄清万里埃”易名“宇澄”。生活似乎就要伴随着革命胜利的光明与和平生活的美好就此展开,却不曾料想困厄已悄然临近。其后廿载冤愤哀伤,等到重获新生,霜鬓换了年华,周遭物是人非。一腔感慨,也不过吐露片语只字,终究归于平静。


通过材料,金宇澄了解了父亲前半生的经历和他为之奋斗过的事业。“我们看谍战片时,都像钟表一样算计得很准,但事实是有大量人为的失误存在,历史上经常会发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情。这种偶然性的失误,历史不会写出来,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在《回望》里有时候会触及到一些小的细节,或者说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金宇澄觉得这种片段式的记录,连同片段之间的空白,也许和一般的非虚构不太一样,但自己喜欢这样灵光一现般的“八卦”,而且短的叙事反而可以产生强烈的想象空间。


这样的叙事方式早在《繁花》中就有所体现,金宇澄称之为“中国式叙事”——“中国人的写作方式不是里里外外掏出来或者把一个人的内心都写出来,就是几句话,一个人露出来又消失,总是给读者一种碎片化的阅读体验。”


阿城则将金宇澄的这种写法概括为“自然主义”:“中国一直强调写实主义。什么是写实主义的基础?其实是自然主义。法国的自然主义代表左拉之所以认为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没有描写到底,就是因为一定要通过自然主义才能达到写实的极限。到了这个极限才能退回来知道写实主义的把握是不是有分寸、够份量,没有这个底线作者不好把握自己,没有对这个底线的认识也看不清别人的写作或者自己的写作在一个怎样恰当合适的写实的度。我们的现实主义实际是在拷问对现实的认识。自然主义不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价值观,但是它那么有力量。现实主义像气球一样飘忽不定,要有一根线拴住,这个扣就叫自然主义。我们几十年的写作一直没有看到自然主义的底,但是实际上中国是有这个传统的,《金瓶梅》就是自然主义的描写,《红楼梦》也是自然主义的,但张爱玲对《红楼梦》不是特别满意的一点是,贾宝玉最后还是出家了,最后还是告诉你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该放弃什么。”阿城说:“这个传统被我们伪道德的意识否定了。有很多人去接这个自然主义的传统,但是没有人敢通篇接上,只是局部接上了。”


阿城


阿城表示自己看《繁花》第一点兴奋的就是它那么多点是自然主义性质的,终于开始有人给中国现代的自然主义补课了。而且“当你在自然主义这个底线游走的时候你实际上在看自己、认识自己。”阿城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底线的意义:“我在文革的时候看到人生的绝境,这就是底线了,再往前走就是死亡。谁是乐观主义?当然是我,我只要一偏头就不再是最黑暗的了,越偏头越光明,所以大家俗称的苦难其实是到没到底的问题。”


在金宇澄自己的解释中,这种所谓的自然主义还与自己的作者观有关,他从来不觉得自己的解释和立场是必要的,反而是多余的。“2010年的读者和1980年的读者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到店里买衣服有一个柜台,你要买什么,里面人给你介绍,现在都是超市,你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我的写作不要介绍怎么回事,就把东西都摆出来,各位可能会感兴趣,或者有一部分不感兴趣,都能自己判断。”


同时,阿城还认为《回望》和《繁花》一样也有一个地图,并且两张地图标出来的点基本重合,把这些点叠加起来就会对整个区域有一个很全面、有兴趣、有细节的了解。文学深度的挖掘和文学广度的开发同等重要,他希望金宇澄日后的作品能把上海文学地图继续挖掘下去,像《人间喜剧》给出那个时代的法国地图一样。这份地图如果还能有其他作者参与进来,那么会使读者对上海有一个越来越清晰和深入的了解。作为北京作家,阿城也觉得北京同样需要这样一个地图,但可惜这个地图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连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局部的许多细节都被遗忘掉了。


对此,金宇澄表示本来以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由此联想起自己作为编辑也常对作者说不要拼命往前走,每一个人的范围都是很小的,有时候即使一直往前走,所写的可能都走不出原先的范围。


金宇澄



方言是泥土里面长出来的语言


《繁花》的写作其实是一次“意外”,最初金宇澄只是在弄堂网上以论坛帖的形式用上海话写一些小故事,写着写着发觉已具长篇架构,于是马上做人物、结构,改良语言,这才有了一部完整的作品。


金宇澄认为,网络写作的方式并不算新生事物,西方的狄更斯、中国的张恨水鲁迅都是用连载的方式写作,不过是载体不同罢了。这种连载的方式让金宇澄从中得到一种兴奋感,不仅可以听到大家的意见,还能清楚地知道有那么多人在等着看后面的东西:“一个人拿着话筒唱歌,顶多唱三首歌就完了,但是和朋友在一起唱歌,你肯定拿着话筒不放。”


沪语写作也是《繁花》为人频频称赞的一个独特之处,不过《回望》并没有沿用这种语言。金宇澄的解释是,因为书的第一部分是在父亲去世前的1996年写的,父亲过世之后自己开始写后面的内容,觉得还是应该顺着之前的味道来。当然,还因为自己也是接受普通话教育的,所以很自然地用普通话思维来写。


即便是《繁花》里使用的沪语,也并非现实中上海话的原样搬用。做了多年文学编辑的金宇澄很清醒,方言文稿离开特定的地方就没有人看得懂了,所以不仅会提醒作者进行修改,自己写作时也有意识地不写让别人看不懂的上海话——“说得好听一点这是改良”。金宇澄认为,这种改良方言的创作并非只在上海出现,湖南的贺顿、山西的曹乃谦等等都是很好的样本,上海不过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传统而已,实际上哪里的方言都可以。“因为方言是一个泥土里面长出来的语言,没有办法进入字典,每天都在变,方言是很泥土、很活泼的。比如一个人去了美国20年,回来说家乡话就觉得怪怪的,实际上他的语言在美国已经停留下来了,而家乡的话每天都在变。所以文学的作用就是保存着方言在某一个时刻是什么样子,比如《金瓶梅》里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一些话是这样说的,现在已经不说了。”


阿城赞同金宇澄关于方言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观点,他强调普通话就是各地人都能懂的话,通过教育都可以懂得。非母语的方言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阿城认为这属于阅读的普遍状态——“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使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必须基础扎实,一步步都搞明白才往前走。阅读不是这样,即使全部都读了,在另外一个人生阶段你还要重读。不懂的词并不会造成致命的不理解,何况凡是跟前后文有逻辑关系的,都能够很快猜到是什么意思。这个里面唯一损失只是音韵之美。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愿意说母语,因为情绪自然在里面了,到了普通话的阶段会变得不利。”阿城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全国方言受限制,但北京话不受限制,北京作家是违规作家,以北京话冒充普通话。


现场“站”无虚席


好的小说不一定能适应其它艺术形式


《繁花》的成功吸引了许多改编作品的兴趣,既有杭州小伙创作漫画版,也有香港导演王家卫购买电影版权,还有传统评弹的曲艺尝试。


金宇澄亲自观看了评弹版的《繁花》,发现了一些不同艺术形式所造成的问题。“评弹就是弹弹唱唱,但是弹弹唱唱以后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判断这些人物会有传统的好人坏人之辨。比如评弹第一场就是《繁花》影子里捉奸一幕,评弹的处理是把偷情的人判定为坏人,捉奸挨打就成了活该。这个就不对了,因为小说里的分析虽然是一个世俗的画面,但是不能说婚外恋的人就是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的观念实际上和传统亲密接触以后发生很大的矛盾面,传统戏剧或通俗文学是简单化,而严肃文学是好人也有坏、坏人也有好。”金宇澄说,评弹接下来还要做32回,在评谈里算长的了,可是编剧一个礼拜就编完了,虽然书里有很多世俗方面,但其味道已经不是过去的文艺作品那种味道了。


对于电影,金宇澄则表示自己心里也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好的小说并不一定能拍出好的电影来,这完全是两回事。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作品被改编过电影的阿城也认为,作为电影来说最佳的改编对象是三流小说,因为所有读者都会对一流小说有个人的想象,一个电影很难服众,但是三流小说不太有人看,争论不会太大,这个时候电影的形象解释力就强了。另外电影千万不要改编长篇,改编长篇是一个旧的意识,以前没有电视连续剧,长篇就应该交给电视连续剧,一千集、一万集地拍下去了。说到这里,阿城调侃到:“我有三个短篇小说,都被导演贬为三流小说了。”


《回望》,金宇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繁花》,金宇澄,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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